惊天动地的《兰亭序》疑案录


   上个世纪的兰亭论辩,相信很多人还记忆犹新,我们可以不去考虑此次辩论的政治背景,仅论辩本身已具有相当的意义:也许从那时起,我们的书法理论研究不再斤斤于"现象"的阐述,而是已将书法置于整个大文化中去宏观地、系统地、逻辑地把握它的规律。人们如同站在三维空间之上,俯视着书法的发展。如果说当今人们已对论辩本身兴趣减弱了的话,那么作为研究方法,作书法学问之道,已超出了较为闭塞的阶段,从而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从积极方面去看,它的成果和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另外论辩的过程,也使国内学术界、思想界、艺术界以至政治界,都将目光转向书法,无形中作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书法普及和宣传工作,这对后来书法大普及和走向热潮起到了一个铺垫的作用。
   当然,由于此次辩论的规模之大、权威之多、层次之高、时间之长,使它不唯在书法界产生巨大影响,它对整个学术界无疑也给予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搞学术,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考释严密,校勘精到,不能以孤证论定某重要观点;尤其是如此重要的学术问题,不能靠一两个权威人士进行裁决,真理是在思想火花的互相撞击中显现的。   

 
《兰亭序》疑 案 录

 

江苏南通三中    陆精康

 

  196578日,毛泽东致函郭沫若,就《兰亭序》引起的不同看法作出指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兹后,出现了对《兰亭序》真伪问题的公开论辩。然迄于今日,由《兰亭序》引发的三大疑案,仍聚讼纷纭,难有定论。    

        兰亭论辩基于下列事实:

        一、传世《兰亭序》据《晋书·王羲之传》录出。《晋书》系唐房玄龄等修撰。而此前录晋文最完备之《文选》未见此文。东晋至初唐200余年间,《兰亭序》未见著录,与此文地位殊不相称。     
 
        二、刘义庆《世说新语·企羡》梁刘孝标注引王羲之《临河序》,与《兰亭序》文字上有异。《临河序》不长,引录如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兰亭序》与《临河序》相较,主要有两点不同:
 
1.文中,增"夫人之相与"以下述王羲之情怀襟抱之167字;
 
2.文末,无"右将军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以下40字。此外,文中有两处改易,语序亦略有不同。   
   《兰亭序》,唐人方见著录。是《世说》注删改增补《兰亭序》而为《临河序》,还是后人扩充移易《临河序》而成《兰亭序》?上述两个基本事实引发之连环疑案,扑朔迷离,延续千年,真伪难辨。    

《兰亭序》作者疑案     

       传统看法是,《晋书》本传明载《兰亭序》系王羲之代表作品,且曰"作序以申其志"。不同看法是,《兰亭序》出于后人伪托,是在《临河序》基础上改易而成,所""则非王羲之之""   
 
       清人李文田在汪中旧藏《定武兰亭》跋文中率先提出这一见解。理由如次:
 
1.《世说》注引王羲之文,题作《临河序》,无传世《兰亭序》述怀大段文字,"则唐以后《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
 
2.兰亭之会乃仿金谷之会,序文亦拟石祟《金谷序》。《临河序》、《金谷序》内容篇幅"相应",而《兰亭序》、《金谷序》文次结构"不相合",故所增文字"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
 
3.《临河序》文末40字,为《兰亭序》所无,注家"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据此,李文田断然否定《兰亭序》出自王羲之之手。     
   郭沫若赞同李说,并针对"夫人之相与"一段文字补充论据。
 
1.《兰亭序》兴怀太悲,与兰亭会情境不合。王羲之等42"寄畅在所因""俯瞰绿水滨"(王羲之《兰亭诗》),"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兰亭序》却悲得太没有道理"
 
2.《兰亭序》悲悯情感,与王羲之性格不合。兰亭修禊,王羲之47岁,"以忧国忧民的志土自居",本传亦记其人"以骨鲠称",王羲之"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无''悲夫''痛哉'起来"
 
3.《兰亭序》思想倾向,与王羲之思想不合。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是用庸俗的观点反对老庄,"'晋人喜述老庄'是貌合神离的"    
     郭沫若进一步考证,《兰亭序》之依托者是王羲之七代孙、陈代永兴寺僧人智永。郭氏认为:"智永很会做文章,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无'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至于智永所增文字之"胎盘",则为《金谷序》中"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一语。
    郭沫若的观点遭到高二适、章士钊等人的猛力反驳。高二适认为:
 
  1.关于文题。王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称。《临河序》其实是注家作了删削的《兰亭序》
 
  2.关于增文。《世说》注文"有移动及增减处"。文末40字,"是记述禊诗事""此或是禊饮中人写的,刘(孝标)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之能事"
 
  3.关于思想。本传称王羲之"作序以申其志""王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反映在《兰亭序》以及诗句的情感变化上""'人之相与'一大段,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
   章土钊引兰亭与会者谢安诗"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以印证《兰亭序》"齐彭殇为妄作",证明《兰亭序》正反映出与会者之心态。
    脍炙人口的《兰亭序》是王羲之原作,还是后人伪托?双方各执其理,难分高下。解开这一文学之谜,看来尚须假以时日。   

《兰亭序》法帖疑案    

    被称作"法帖第一"的《兰亭序》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丰碑。传统说法是,兰亭修禊之时,王羲之以蚕茧纸、鼠须笔挥毫作序,其书为草稿,以行书写成,凡28行。324字,是王羲之最为得意之笔。其真迹最终为唐太宗所得,由唐书法家临摹多本,包括传世之定武本、神龙本等。真迹则随唐太宗葬入昭陵。然而,葬入昭陵的《兰亭》法帖是否右军所书,传世至今的《兰亭》摹本是否右军笔迹,却引起了诸多怀疑。    南宋姜夔率先质疑:"梁武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惟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兰亭考》卷三引)
         清李文田则从书体上否定定武《兰亭》为王羲之笔迹:"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结论曰:"文尚难信,何有于字?"(《定武(兰亭跋)》    

    1965年,郭沫若据南京出土《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1972年,又据新疆出土写本《三国志》残卷,分析神龙《兰亭》、定武《兰亭》字迹,斩钉截铁断定: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其主要论据是:
 
1.书体论。"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体""《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书是一致的"
 
2.字迹论。王羲之书,"笔势雄强",《兰亭》法帖,字迹"相当妩媚",与王谢墓石字迹迥殊。
 
3.笔意论。晋人草书,须有"隶书笔意",《兰亭》法帖被"称为行书的最高峰",已脱隶书笔意,"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    
    郭沫若深入考证说,那个以"铁门限""退笔冢"知名的陈代大书法家智永,"用笔结构和《兰亭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今存神龙本墨迹就是《兰亭序》的真本了。这个墨迹本应该就是智永所写的稿本。"   
    郭沫若是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又是书法界巨擘,此论一出,破石惊天,引起轩然大波。章士钊惊呼:"夫如是,诚不知中国书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何!"高二适认为,此论"惊心动魂""此乃不啻古帖学作了一大翻身"。高二适等人著文驳议,认为郭氏以两块碑石而断东晋只有隶书一种字体,是"孤证不立,偏难概全"。隶书用于碑板,行书用于笔札,不可苛求王羲之书《兰亭》亦用隶体。王羲之以"书圣"得名,"定以当时永字变体而来,他人未能变,或变而不克,右军正以变而作圣焉""东晋时代的章草、今草、行书、楷书确已大备,比较而言,后两者是年轻的书体,到了王羲之,把它向前推进变化,因而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在当时字体演变时期,《兰亭》法帖部分字迹仍未脱离隶书笔意,说明《兰亭》法帖正是王羲之真作的摹本。    
   书法极品《兰亭序》法帖是右军笔迹,还是后人伪造?双方针锋相对,难分轩轾。只有期待更多文物考古资料的发现。  

《兰亭序》故事疑案    

        不管《兰亭序》真伪如何,史载此帖最终陪伴唐太宗葬入了昭陵。此事,更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唐人记兰亭故事即有两种版本。   
    刘《隋唐嘉话》记《兰亭》帖留传经过:"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众所得……果师死后,弟子僧辩才得之。太宗为秦王后,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才处,使萧翼(一说欧阳询)就越州求得之,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太平广记》收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大有不同。何文称,王羲之自重《兰亭》,"留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智永"年近百岁乃终,其遗书付弟子辩才。"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仿摹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后访知在辩才处,三次召见,辩才诡称经乱散失不知所在。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萧翼隐匿身份,与辩才诗酒书文交往,得其悬于屋梁之《兰亭》真迹,乃乘隙私取此帖长安复命。太宗命拓数本赐太子诸王近臣,临终,语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汝意如何?"于是,《兰亭》真迹葬入昭陵。何延之自云,以上故事系闻辩才弟子元素于永兴寺智永禅师故房亲口述说。     
     刘、何二说,情节悬异。刘说不同何说处有三:无辩才之抗命;无太宗遣萧翼赚《兰亭》帖事;无太宗父子之耳语。宋人王銍评曰:"此事鄙妄,仅同儿戏!""太宗诚欲得之,必不狭陋如此!""刘父子世为史官""文字尤审"(《兰亭考》卷八引)。一般以为,何说漂浮失实,刘说翔实可信。情节虽异,《兰亭》真迹埋入昭陵,说法却无二致。此事又有余波。据《新五代史·温韬传》,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曾盗昭陵:"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依此记载,则《兰亭》真迹经"劫陵贼"温韬之手又复见天日。然此后《兰亭》真迹消息便杳如黄鹤,其下落如何,更是谜中之谜了。   
    兰亭论辩中,郭沫若以一盆冷水将兰亭故事浇得了无趣味。郭沫若断言:"这完全是虚构的小说""真真是莫须有的妄拟""太宗要以《兰亭》陪葬,何必向他儿子乞讨?父子之间的耳语,又是谁听来的?"因此,"像陪葬昭陵一事,照我看来,就是神话,何延之的耳语说自是虚构,刘餗的奏请说也应该是莫须有的。"郭沫若对历史记载差不多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又认为二说"略有部分真实"--兰亭传奇的关键人物智永,正是《兰亭序》的作者和书者。传诵千载的兰亭故事,是翔实信史,还是唐人传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殊难辨析。作者书者之谜难以解开,兰亭故事真伪亦成历史悬案。
    《兰亭序》连环疑案,涉及对王羲之思想《兰亭序》内容的评价,涉及文学史、文化史、书法史。考古学诸多方面,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兰亭序》本身。     

主要参考文献(古籍不录):

 郭沫若《从王谢墓志的出土说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第6  
 
郭沫若《〈兰亭序〉与老庄思想》,《光明日报》1965824    
 
郭沫若《新疆出土的写本〈三国志〉残卷》,《文物》1972年第8   
 
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文物》1965年第7    
 
章士钊《柳子厚之于兰亭》,《柳文指要》,1971    
 
高泽迥、刘惠文《高二适与章士钊在兰亭论辩中》,《光明日报》2000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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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惊天动地的笔墨官司

——千载书圣,羲之一人;行书楷模,天下第一

刘松林 

  本世纪60年代中期,围绕世传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书《兰亭序》之真伪,掀起了一场学术大辩论。它将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文化现象和中国书法史上的重大事件被载入史册。
 
  说到《兰亭序》,应从"书圣"王羲之说起。王羲之(公元302-361年)字逸少,东晋书法家,琅琊临沂(今山东)人,长居会稽(今浙江绍兴)。《书断》说他"起家秘书郎,累迁右将军、会稽内史,死后皇帝赐金紫光禄大夫,加常侍。"故人称王右军。他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钟繇,一变汉魏雄强质朴之风,创造了妍美流便的"今体"。由于他对书法的贡献,被历代奉为"书圣"。经过1600多年,"书圣"的桂冠仍保持不坠,其中原因除了他的书法适合中华民族的欣赏习惯,而被历代帝王、文人墨客极力推崇外,他在真、行、草书上的成就和影响,确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王羲之真迹早已无一字尚存,目前我们看到的墨迹都是下真迹一等的摹拓本。这些摹拓本大多出自唐代,有些是陈隋年间所制。比较可信的有《快雪时晴帖》、《奉桔帖》、八柱本《兰亭修禊序》唐摹本,以及从唐代中期就流入日本的《丧乱帖》、《孔侍中帖》等。另外,定武本《兰亭修禊序》、《十七帖》、榷场残本《大观帖》中《近得书、旦极寒、建安灵柩、追寻、适重熙》等帖,《宝晋斋帖》之中的《王略帖、裹帖》等,其点画笔势与上述几种可信摹本比较一致,一般也都认为是从王羲之真迹上摹刻下来的,无更多异议。在王羲之的这些传世佳作中,最负盛名的要算他的行书《兰亭序》了。
 
  史载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农历三月初三,时任右将军的会稽内史王羲之与司徒谢安、司徒右西属谢方、右司马孙绰等名流雅士及其子侄等共42人,到绍兴会稽山的兰亭举行有关驱邪祝福之类的传统郊游活动。大家纵情游乐,畅叙情怀,感慨人生,以"流觞曲水"的形式饮酒赋诗。这一天,诗成两篇的有1人,诗成1篇的有15人,作不出诗被罚酒的有16人。诗成后,众贤请王羲之为他们的诗集作序。相传王羲之用鼠毫笔,蚕茧纸乘兴挥毫,如有神助,书文俱佳,写下了《兰亭序》这一不朽的名作。事后回到家里,他重新写过数十次,均不及现场写得好。因此羲之本人也非常珍爱这篇佳作。死后便将此作传给了子孙。传至七世孙智永时,智永出家为僧无后,便传给其弟子辨才和尚。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的字,宫廷内从民间收罗的王字多达三千余种,遗憾的是缺少《兰亭序》。相传太宗为得到此序,派监察御史肖翼用欺骗的手段将《兰亭序》弄到手后,收入内宫。太宗最喜这件佳品,经常放置座位左右,朝夕观览,还赞扬说王字是"尽善尽美"的,让大臣中的能书者欧阳询、虞世南等心追手摹,又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各摹拓数本,分赠太子、诸王、近臣。不但如此,还嘱咐其子高宗,将《兰亭序》作为他死后的随葬品。据传,太宗死后,高宗真的把《兰亭序》用玉匣贮之,殉于昭陵了。传给后世的,只是那些临摹本而已。
 
  《兰亭序》在唐代已成为书法临摹的范本,唐代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等都有临本。这些临本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也掺进了个人的风格,故此各具风采。在众多的临摹本中,被公认接近真迹的是冯承素摹本。据称,冯承素是钩摹,故能比较好地保持笔墨原迹和精神面貌。此摹本开卷处有"神龙"二字的右半印,故又称"神龙兰亭本"。此外,《兰亭序》石刻有数百种之多,公认以欧阳询所摹刻的"定武本"最为著名。
 
  《兰亭序》全篇28行,共324个字。整篇观之,章法自然、气韵生动、潇疏俊逸、淡雅清纯,如一部优雅、抒情的民族乐章。无论从技法、章法、气势、意韵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明代书法理论家方孝孺评价说"得其自然而兼众美",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是当之无愧的。
 
 《兰亭序》是否出自晋人王羲之之手,早有人产生过疑问。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阮元在跋"永和右军砖"中就写道:"唐太宗所得《兰亭序》恐是梁、陈时人所书。"同  时期的书法理论家包世臣也提出过疑问,他在《书平》中就有"谓右军笔势雄强,此其庶几,若如'阁帖'所刻,绝不见雄强之妙,即《定武兰亭》亦未称也"等语。到了清光绪年间,广东顺德学者李文田从书法的时代特征和文章本身的考证上,推测出王羲之的书法"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直接得出了"文尚难信,何有于字"的论断,并在端方所藏的《定武兰亭》拓本后面写了一大段话,说明他怀疑《兰亭序》的理由。虽然如此,因当时佐证不够,只是在小范围内提出异议而已,没有产生广泛的争论和其他的社会影响。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南京郊区出土了几种东晋时期的墓志。其一是1965年在南京新民门外人台山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据考证王兴之和王羲之是堂兄弟,和兰亭雅集中的著名宰相谢安、著名文人孙绰都是朋友。其次是1964年在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出土的谢鲲墓志。谢鲲是谢安的侄子,基本上和王羲之是同时代人。两墓志的字体都是没有脱离汉代隶意的碑刻,和王羲之所书的《兰亭序》的字体有明显的差异。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经过研究考证后,重新提出了《兰亭序》的可靠性问题,并于1965522日撰写了《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发表在《文物》杂志1965年第6期上,尔后又在《光明日报》连载。
 
  郭文的主要观点是:
 
    (一)《兰亭序》的笔法,和唐以后的楷法是一致的。把魏晋时期书法的隶书笔意失掉了。这和南京出土的晋代墓志以及晋代流传下来的其他书法作品,有时代性的悬隔。
 
  (二)晋朝人的笔迹应该是与《爨龙颜碑》、《爨宝子碑》极相类的、没有脱离汉朝隶意的体势。"现有王羲之的书法遗迹,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作进一步研究。"
 
  (三)《兰亭序》不但从书法上讲有问题,就是文章也是"依托"的,是在王羲之所作《临河序》的基础上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因为文章的前半部分还在畅叙欢乐,后半部分却突然悲痛起来,这和晋人的达观以及王右军本人的性格不相契合。
 
  (四)《兰亭序》是后人写的。后人在起草时留下了一个大漏洞。文章一开始"岁在癸丑""癸丑"两字是后来填补进去的。开始书写时只留下一个字的空白,最后要填进两个字,故此呈扁型,属文者哪有记不清当年干支的道理。
 
  (五)可以推断,《兰亭序》的文章和书作均是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和尚所为。主要理由,一是《兰亭序》从依托的时间上看和智永所处的时代相当。因为在梁代的《昭明文选》中没有将此文收录,由此推断梁代人没见过《兰亭序》,而《兰亭序》又为唐太宗推崇之物,因此又可推断此物出在唐太宗之前。因此,《兰亭序》所出的年代是唐前梁后的60余年间,这正是智永所处的时代。二是从书法和文章上看,智永是个大书法家,书法和王羲之是一个体系,也会作文章,他是能写出《兰亭序》来的。三是《兰亭序》文章中的语言,如"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是禅师的口吻,和智永的身份相符。
 
  综上所述,郭文认为《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也不是王羲之的笔迹。
 
  郭文发表后,引起了书法界的极大兴趣和文史界的强烈震动。一时意见纷纭,赞成者、反对者莫衷一是。同年77日,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先生(1903-1977,江苏东台人,居南京。生前专  治经史,精研诗文,精通书法。)当即撰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他以其才华和胆略首先站出来表示反对。高先生在《驳议》中旁征博引对包世臣、李文田及郭沫若的观点逐条批驳,并对郭沫若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称郭言语为"惊心动魄"之论。他还在文章中指出:"事本无可非难,然竟有随意否定一部史籍,而专肆力于突梯苟冒之言以矜乎当世者,甚可怪也。"
 
  高文的主要观点是:
 
    (一)初唐诸大家都学王书,唐太宗也以酷爱王书著称,我们没有充分理由否定他们的鉴别力。
 
  (二)以《兰亭序》和其他传世的王字相比较(各种摹本和《集王字圣教序》),可见风格的一致。
 
  (三)以东晋的一般书风(质朴、接近隶书)来怀疑《兰亭序》是方法论的错误。如果王字不是开风气之先,高出当时的一般水平,王羲之也就不成其为"书圣"。何况,王字本身也有发展过程。从比较质朴、有隶意的《姨母帖》发展到妍润秀美的《兰亭序》,完全有踪迹可寻,这正是一个脱胎于旧时代而又高于旧时代的突破。
 
  (四)《兰亭序》的美学趣味潇洒、飘逸、清爽爽,如同《世说新语》的风格,与东晋士族的风貌恰能吻合。
 
  所以认为《兰亭序》不伪。
 
  高文写出后,报刊杂志无人敢登,原稿被退回。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对此类事情比较敏感,加之郭老身居高位,在文史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影响,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郭文中引用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观点,康生也认为"王羲之在唐以前和唐初是以善草隶、隶书、章草著名的",不仅如此,还收集了五条根据,进而推断,"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王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高先生对康生也点名作了批驳。因此,事情进一步复杂化。
 
  高先生正苦于手稿无处发表之际,他想起了文史研究馆系统的最高领导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先生,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他随即将文稿寄给章。章士钊先生赞同高文的观点,又为高文无处发表而感到不平,只是文章中牵涉到在位的大人物不太好办,只能请示毛泽东。于是章士钊修书一封,将高文一并转到毛泽东处,信是这样写的: 
 
  润公主席座右:
 
  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
 
  此藉叩政绥
 
  章士钊  谨状
 
  七月十六日
 
该生致钊书附呈,不须赐还。

  1965718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信的前半部分谈了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的一些情况,毛泽东关于《兰亭序》致郭沫若手书随后写道: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毛泽东主席在给章士钊写信的同一日,又给郭沫若写了信,信中说: 

        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怀和过问下,事隔五日,高二适先生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同年第九期的《文物》杂志还全文发表了高二适文章的影印手稿。这种刊载方式在全国解放以来是极为少见的。据有关人士透露,大概是和毛泽东主席对高二适先生的书法评价较高有关。
 
  毛泽东的批示,像一声春雷震撼了全国文史界甚至整个学术领域,随着高文的发表,文史界掀起了历史性的"波澜",学术争鸣很快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文物》、《光明日报》、《文汇报》、《学术月刊》、《历史教学》连篇累牍地刊登了有关辩论文章。就《兰亭序》的真伪、王羲之书法的本来面貌、东晋书风等一些重要历史问题开展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由书法艺术涉及到史学、文学、考古学、文字学、社会学、美学、哲学等广泛领域。直接参加辩论的和间接介入的有书法家、美学家、文物学家、教授和政治家。仅以《文物》杂志发表有关文章的频率,即可见辩论激烈之一斑。1965年第9期发表:郭沫若《〈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第10期发表:龙潜《揭开〈兰亭序帖〉迷信的外衣》、启功《〈兰亭序〉的迷信应该破除》、于硕《〈兰亭序〉并非铁案》;第1期发表:徐森玉《〈兰亭序〉真伪的我见》、赵万里《从字体上试论〈兰亭序〉的真伪》、于硕《东吴已有""字》;第12期发表:李长路《〈兰亭序帖〉辩妄举例》、史树青《从〈萧翼赚兰亭图〉谈到〈兰亭序〉》。正因为有这些专家、权威的介入,使解放后一直非常沉寂的书法理论研究突然暴涨到历史的最高点。
 
  支持郭文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徐森玉(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国务院古籍整理三人领导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古文物鉴定大师)、宗白华(北京大学教授)、龙潜(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史树青(文物鉴定专家,后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
 
  支持高二适观点的主要人物有章士钊、沈尹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商承祚(中山大学教授)、严北溟(复旦大学教授)等。
 
  辩论初始阶段,否定《兰亭序》之风比较强硬,有连同王羲之、王献之及南北朝时期的行草书一概否定的势态。当然,这些论点同样遭到了"肯定派"的辩驳。正在辩论逐步走向深入之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这场"革命"首先是从学术界开刀。学者们几乎全部被揪出来批斗。辩论成了一边倒的一家之言。
 
  19725月,郭沫若同志又在《文物》上发表了《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从晋人残卷的书法,再次论证《兰亭序》为伪作,继续完善自己的学说。由此再燃辩论风火。高二适先生也再撰《〈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一文予以回击,由于"林彪事件"后学术气氛相对宽松,敢于直言者逐渐增多,南北学者如侯镜昶、林散之、沙孟海、钱钟书、祝嘉、王壮弘等纷纷撰文支持高二适的观点。与辩论开始时的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19733月,文物出版社将当时参加辩论的文章汇编成册,在内部发行。名曰《兰亭序辩》。该书收集了18篇文章,65幅插图,按立论不同,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收录了与郭文观点相一致的15篇,下篇除了高二适先生的《〈兰亭序〉真伪驳议》一文外,还有从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中选录的《柳子厚之于兰亭》,约三千字,以及商承祚的《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共3篇。
 
  8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真正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段。这时郭先生和高先生也都远离我们而去了。但是由他们发起的在"文革"中草草收场的这场笔墨官司,却没有真正了结。有关《兰亭序》的辩论,经过历史性的思考后,更成熟、更冷静、更客观,讨论文章常见于杂志和报端。最明显的迹象是"肯定派"试图从新发现的晋人残物中找到与王字书风相近的佐证。
 
  199897日,湖南日报以"南京六朝墓群考古有重大发现"为题,发表文章。说明《兰亭集序》真伪之争有了新的佐证。文章说:专家论定,已发掘的6座墓葬时代分属东吴和东晋两个时期。其中2号墓内出土了两方珍贵的砖质墓志,表明墓主为东晋侍中、建昌伯、广陵人高崧及其夫人谢氏,距今1600余年。高崧为晋代名臣,《晋书》、《世说新语》等文献均有他的传记和记载。这两方墓志本身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楷书实证资料,证明东晋早中期已经出现了楷书这一字体,这在我国书法史上有重大意义。60年代,郭沫若曾以"晋代只能有隶书,不可能出现楷书、行草"为由,推论王羲之《兰亭集序》属于伪作,与以高二适为代表的学者产生了《兰亭集序》的真伪之辩,而这两方砖质墓志的出土为王羲之《兰亭集序》的鉴定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据了解,南京市博物馆珍藏出土的六朝墓志碑、石有三十通左右,在字体中还未见有行草书。就高崧及其夫人的墓志而言,不少学者认为仍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从而也谈不上构成对郭说的否定。还有不少学者认为:墓志是在特定条件下书写的一种民间书体,将它与当时最杰出的书法家王羲之的书体相比是走入了误区。到目前为止,郭沫若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我很相信在南京或其近境的地下,将来很可能有羲之真迹出土,使李(指李文田)的预言能提到全面的实现。"这种带有讽刺之意的预见,至今仍没能成为现实。那么是否能像高二适先生在《驳议》中回答的:"鄙意郭先生有此雅怀,则殊难必其料量到此。"(也就是说这种设想根本无法实现)也很难说。看来这场笔墨官司还得继续打下去。孰是孰非的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辩论在我国文化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正如周俊杰先生在《当代书法艺术论》中所说的:关于《兰亭》论争孰是孰非的问题,恐怕若干年内都不可能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结论,也许到掘开昭陵找到《兰亭》真迹后才能证实它的存在。但反对者说,即使李世民墓中有《兰亭》,也是当时造的赝品。呜呼,此等公案,只有待后人评说了!
 
  我们可以不去考虑此次辩论的政治背景,仅论辩本身已具有相当的意义:也许从那时起,我们的书法理论研究不再斤斤于"现象"的阐述,而是已将书法置于整个大文化中去宏观地、系统地、逻辑地把握它的规律。人们如同站在三维空间之上,俯视着书法的发展。如果说当今人们已对论辩本身兴趣减弱了的话,那么作为研究方法,作书法学问之道,已超出了较为闭塞的阶段,从而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从积极方面去看,它的成果和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另外论辩的过程,也使国内学术界、思想界、艺术界以至政治界,都将目光转向书法,无形中作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书法普及和宣传工作,这对后来书法大普及和走向热潮起到了一个铺垫的作用。
 
  当然,由于此次辩论的规模之大、权威之多、层次之高、时间之长,使它不唯在书法界产生巨大影响,它对整个学术界无疑也给予了重要的启示作用:搞学术,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考释严密,校勘精到,不能以孤证论定某重要观点;尤其是如此重要的学术问题,不能靠一两个权威人士进行裁决,真理是在思想火花的互相撞击中显现的。